思享者丨张曼菱：考入北大，并不就是天之骄子

张曼菱新三届 2021-04-24

作家简历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原题

压抑的胜利

——在北大的演讲

演讲者：张曼菱

地点：北大理科教学楼303

时间：2014年3月29日

主持人：高远东教授

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高远东教授

高远东：曼菱学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一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看见，那个场面您是有份的，您在那儿指挥。您对我们后面这几届的学子影响是很深的。下面，请张曼菱学长给我们讲座。

张曼菱

同学们，感谢你们来听讲座。今天天气好，又是周末，我想很多同学应该是外出了。　　

本来准备讲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谈一下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怎样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等等。我去年九月在三联书店出的一本书《西南联大行思录》，里面全都是西南联大人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小故事。很有趣，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然而，看见你们坐在这里，眼睛里带着迷茫，像来听一堂课那样地沉默着和认真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讲那些故事啦，因为西南联大的故事离你们实在是太远了。

我说的远，不是时代和时间的远，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远。

你们坐在这里，号称是北大学子，然而，你们离当年的北大学子，西南联大有一种精神源头的隔和远。所以，这些故事解决不了你们的实际问题。

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穿越战火，悲歌向前，读书救国。他们是民族精神和自我觉醒的一代精英。而你们，虽然头顶名校桂冠，你们只是“被动成长”和“成功压抑”的产物。

我今天如果讲故事，对我很容易，可以煌煌万言，因为我已经写出了几本书，还做了纪录片。而听故事，对你们也不难。你们都是考试冠军，否则进不了北大。你们会把这些故事当作“知识”与历史一样，转眼就背得烂熟。

然而那又能怎么样？

你们又多了一种死的知识，如此而已。然后你们知道我是西南联大方面的专家。如此而已。

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我们有血浓于水的一脉相承的校园情。我们，不该是一只大木桶和一只小木桶的关系。就是说，我把我的知识倒一些给你；而是我要关心你们的成长，你们也想从我这儿明白一些迷茫的问题。我们之间是生命的呼吸和延续，校园精神的传递的关系。

此来北大，我的初衷是要打动你们，打动你们的思想。而不是又增加一点你们的积累，你们的“知识包袱”。

所以我决定不讲故事啦，我要讲一点我的思想。这些思想并不系统，但是鲜活，现实，能够触动你们，能够触动社会。

我从来认为，那些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之类，是最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只是细节，具体的环节。这在哲学上是有一派的。

用几个观点，来传播我给你们讲的思想，我不管它能不能形成“系统理论”，我相信它能进入你们的灵魂。因为它是没有人对你们讲过的。

张曼菱在北大图书馆前

一、压抑的胜利

你们坐在这里，你们考入了北大，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天之骄子，就是精英。说实话，我认为，你们能够考入北大的那种因素，那个分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光荣，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积极意义的。

相反，它是一种消极的标志。

并不是你们真的比你们的同学优越，聪明，用功，有天才，有前途，你们才坐在这里。

而是你们比你们的同学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与压抑你们的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配合，服从，压抑了你们青春的个性，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是你们通过了考试机器，使你们得了高分，进了北大。

我称之为“压抑的胜利”。你们赢了吗？

不，赢的是你们的老师和家长，而你们是这场博弈的牺牲品。

你们这些高分的宠儿，比起你们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你们少了反抗，少了天真，少了活泼，少了游戏，少了恋爱，少了美丽，少了俏皮，少了青春，少了分数外的许多最宝贵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使你们的人生可能幸福和成功的要素。可是为了高分，你们都把它付出了，都把它牺牲了，你们屈从于老师和家长的苛刻要求，拼命压抑自己，才得到了这个结果，考上大学，并且是北大。

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也许他们更多地保留了自己，保留了选择，保留了活力与美丽，他们的人生会可能比你们更加成功和幸福。因为他们保留了更多的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热情，更多的个性。

我观察到，情商较高的孩子反抗这种压抑最多，而情商其实决定人的成功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大这类的名校里近年来会发生所谓精英学生自杀的事件。

这就是考上北大之路成了自我毁灭之路的原因。

因为你们会把这种压抑当作是成功的必要，当作是人生正面的经验，误以为就这样被动地学习，生活，加大对自己的压抑，就可以完成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一个太大的谬误。

这种对人生和事业理解和开始的谬误，必须停止！

你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考上北大这件事情，必须重新总结自己为什么能上北大这个消极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正在改变中。你们曾经搭上的那班考试车高分车，也在发生变化，在发生一种宽容的合理的具有多种选择性的变化。

你们是过去消极考试的产物，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调动生命的真正活力，那么一条路走下去，你们死定了！

有个叫坎贝尔的人说过：“最坏的生活，是没有选择的生活。”

你们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走过来的。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对我说过：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每个人都像一粒种子一样，而教育是配合这个学生的个性来实施的。

可你们却是被压成了“一个模子出来的”，你们的样子不是你们所选择的。对于你们而言，选择太有限，可能是选择一个发夹，一件名牌衣服这样的无价值无意义的选择罢了。

更多的时候，你们不敢说“不”，更不敢说“我要”。所以，你们成了一批只能在小事情上撒娇，而却在大方向上完全服从的孩子。

这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大失败。

古人说：“入门须正，立意要高。”

我的师兄钱理群说：当今中国教育的败绩始于中、小学。这是看到你们的根子不正啊。你们是被种歪了的一代。

你们必须猛省，立即进行自我纠正。

你们没有真正自我的阅读，你们不知道天下与历史，你们知道的只是媒体和网络上的浮浅信息。你们没有个性，因为你们一生没有选择和经历过真正的历险。

李政道中学毕业后，就遇上日本入侵。他一个人可以跋山涉水，从沦陷区来到云南，寻找他心目中的恩师，他一生学业的引路人。他曾经遭遇翻车，受伤，住院，然后他成功到达昆明。他在一个叫岗头村的昆明郊区，敲开了一间农家的房门。他未来的恩师吴大猷正在里面照料着自己生病的妻子。

李政道泰然经过了吴大猷的一道道物理题目，一次次地让吴大猷感到惊讶，最后震动和狂喜，第二天吴老师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就说：“各位，我发现了一个物理奇才。”

从此李政道受到吴老师和西南联大诸位名师的精心培养。

这样的道路，你们能走吗？

李政道正是在你们这样的年龄。无数的西南联大学子在战火中都进行了自我选择，他们选择了脱离沦陷区，为国读书，他们吃尽辛苦，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去念书。

自我选择，经历艰辛危险去完成这个选择。

你们能做到吗？

张曼菱在博雅塔前

二、被遗弃的校园

刚才有个男生提问说：“你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如何看？”

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教育很坏，步步都是对你们的陷阱与剥夺，没有爱，没有责任。让你们错过自己的童年，再错过青春成长期，成为一些不知所措的人。

你们终于进入大学，有一种放松感。父母远离，中学的管理不再罩着你们了。你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正像是一群关在笼子里很久的小鸟，现在放到一个院子里，也有罩，不过大些。

最可怕的是，对于你们这些初入学的新生，有军训，可是没有人文温情的关怀，更谈不上呵护。没有人来约束你们，更没有人来爱你们，为你们负责。

我有一个侄子一个外甥都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奋力拼搏，进入名校，可是一进去就迷茫了。

我去过那种所谓的大学城，那是对你们的遗弃。简直就是大学的犯罪。在遥远的郊区，除了小卖部什么都没有，老师都不在那儿。一群刚入学的孩子们在那里，简直是集中营。

他们夜里吼歌可以到零点，吃薯条吃到嗓子哑。因为孤寂他们只能玩电脑。

这时候，有很多同学成了电脑迷，甚至因为上网而耽误学业，而被开除。

这是中国式教育的又一个失败衔接。

所幸的是，我家的那两个后代现在发展很好，他们经历青春的觉醒，进行了自我选择与奋争，走上了一条自己能够把握生命的道路。但回忆起在大学里虚度的那些迷茫时光，他们都很痛惜。

现在你们成年了，你们必须醒悟：“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种可怕的“大学城”，现在还在继续。没有人气，没有校园氛围，没有导师，没有高班同学，甚至没有街道和居民。这种现象国家还不来管，我认为是在糟蹋和迫害学子。

我有位师兄郝斌，是北大的前领导，他说过：“这是对孩子和家长的犯罪。对这些热心向上进入大学的新生，完全是一种欺骗和不负责。”

校园的辅导与关怀，引导学生建立积极向上温暖的小环境，这对于初离开家庭的学子至关重要。你们本来被呵护得无微不至，突然就被扔进了荒地。大学城就是荒地。

而即使是在老校园，也与荒地没什么差异。在云南发生过一起恶性的学生杀人案，因为贫富悬殊与歧视，刺伤了一个底层学子的自尊心，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来恢复，没有人来调整，直到这名叫马加爵的学生杀了数名同学。而原因全是由于小事。

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当前这种非人性校园的牺牲品。

同学们处于一种无助状态。他们甚至可以相互构成威胁。我曾经在中科院作过讲座。一看就知道，那群高分的孩子们其实是很久没有人跟他们谈什么了，谈心，谈感触，听他们的问题。他们在一种多么孤寂和闭塞的心理状态中成长。

那天也是一开始就讲西南联大故事，时间到了。他们不让我离开。

有个外地来的同学问我：“老师，北京有什么好？”

显然，他很想念他的家乡，他原来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而且没有人来开导他。

我告诉他：北京堵车、空气差、人与人之间很冷漠，因为大家都是来淘金的，没有建立家乡的那种人情。但你到北京并不是来寻找安乐窝的，你是为寻求你专业的最高端而来，所以你一定要做出牺牲，把握好你的专业方向。一切才值得。

有个女生问我：“老师，你看我的头发是留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她是多么需要友谊，需要欣赏，需要长辈的呵护啊。

这些高分的博士生，他们的心灵充满饥渴。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充实丰满，这样他们如何可以去完成科学的任务，攻取尖端呢？

事业还没有开始，人生就如此无趣。动力又在哪里呢？

还有一次在，我在清华售西南联大的书和光碟。一个博士生问我：“我可不可以只买化学的。因为我是学化学。”气得我大骂了他一顿：“难道你学化学不需要数学？难道化学与物理不是兄弟学科？你大概是只会买考试题目吧？这些大师的人生和见解你就不想读一读吗？你父母也不学化学，他们就不是你父母了吗？”他听我骂后，说：“老师，您别生气，我买，我都买。”我说，关键你必须都看。

同学们，当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中国被领导人发动了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是一次大灾难。当时中学生有一个口号：“砸烂旧教育制度”。其实是把自己敬爱的老师们一个个打了一顿，造成千古之恨。

今天，我不想号召你们去“砸烂”谁，你们也不懂错在那里。

今天大学状态，是各种历史恶果的堆砌，有体制的，有人文的，有政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伤害历史性的伤害造成了恶劣的大学环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恶之花”。

你们不必对这个现状负责。你们要对自己负责。

但如何才能对自己负责呢？在认清现状之后，下面我对你们有几点建议。

张曼菱参加北大五四文学社活动

三、在“取”与“舍”中上大学

首先是培养自己的穿透力。

现在社会上都是对大学的批判。你们约略知道就可以了。不必太陷进去。因为你就在其中，你的年华赶上了，赶上这还没改革也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混乱的教育状况。你不必为此负责。你要为自己负责。

穿透，就是把自己摘出来，从局限的位置里摘出来，站在一个高度上，看到远方，这样你的行为就会不一般，脱颖而出。

你可以想象，你的青春赶上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战争之类。

曾经有一个与你们同岁的青年，杨振宁。在日本飞机昆明的一次轰炸中，杨振宁和家人躲警报回来，看见他们住的那个院子正中落下了一颗炸弹，炸出了一个大坑。杨振宁是家中的长子，他立即找来一把锄头，开始挖掘，因为家中的许多生活资料，甚至鸡蛋都被埋在里面了。杨振宁是一个能够和父亲一起扛起家庭责任的好儿子，好大哥。

他挖出了一些书，已经卷曲，但他把它们压平，还能看。这时候西南联大的几位名师走过，看见这个中学生在挖书。在一场疯狂的轰炸,到处是血肉横飞的惨象下，居然有这样一个青年还在挖书。这几位大师立刻赞言，杨武之的这个儿子必有大出息。

这就是穿透力。能够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理想与未来。

要有一种自我封闭的保护意识。保护自己的方向。我研究西南联大，发现，凡是那些有穿透力的学子，他们后来都是成功者。凡是那些被现实淹没的学子，他们后来都漂泊无依，什么也不是。

什么是卓越？卓越就是可以不受眼前干扰，一意孤行，保持自己最高方向和最佳状态的人。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是指人的品性上的培养，而不是什么守规矩之类。要坚守的是这份不同于平常人的卓越。

下一步就是找到方向与个性的配合，包括与导师配合，与选题配合，与职业与事业配合，完成自己独到的人生。

什么叫平庸？平庸就是被眼前淹没。

不要想把自己和什么东西去搀和，自己发展好了。别人自然会来找你搀和的。

张曼菱著《西南联大行思录》

我曾经找到一名失落在云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学子，他的身世可不得了。《天演论》就是他的一个堂叔翻译的。严复家的后人。可是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境况非常凄惨，在一所边陲中学里，老婆离婚了，他显然害着重病。采访的时候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睛也是闭着的。

他告诉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他接近“地下党”，受组织委派，到滇南来开展工作。可是人家说为了保密，不让他加入组织。一个人已经牺牲了学业，来到乡村，却又不被组织信任和承认，实际上他的选择错了。他曾经为组织发电报，作过很多重要的工作，而在云南解放后，他的“上线”消失了，他于是什么也不是，没有得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权的承认。

应该说这个名门之后完全没有维权的意识，他只有一种宗教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的一生全毁了。

我采访过朱光亚。他告诉我，在“一二一”四位烈士被杀害的时候，大家都很气愤，他也参加了游行。但是很快他就回到自己的专业，因为研究物理学是一件很投入的事情。朱光亚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他很快作了准备，被导师吴大猷带去美国留学，同行的有李政道。他们这次出去深造后，都成了世界物理学与中国科技界的杰出人物。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当年吴大猷并不是很满意朱光亚的，不像对李政道那样满意，吴自己在书中说，是勉强挑上的。朱光亚也明确对我说过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挑上了？没有讲。

我以为这是师徒之情。朱光亚说，当年他时常到吴老师家去，有时候买一点肉，在老师家听课，一起做了吃饭。师母病了，也是朱光亚背负着去医院。梅贻琦校长派了小车，可是那种村道小车进不去，必须背一段路。

我想是这个忠厚的学生打动了吴老师吧。

朱光亚后来在中国的核武器建设中发挥了组织者的作用。

再说杨振宁。当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有一个著名的三人小团伙叫“三剑客”。这是物理系的三个最优质的学生，杨振宁、张守廉、黄昆。这三人后来都是世界物理学界的著名大师。黄昆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他们三人成天讨论不休。从茶馆，到马路上，深夜甚至几乎遇到“打闷棍”的拦路抢劫者。他们三人在昆华中学任教，分一个教师的职位，勤工俭学。所以一直争论到昆华中学给他们的宿舍里，躺下了。又爬起来点蜡烛，照书，翻出来，那几条，那几句话，继续争论。而别人在茶馆里可以谈恋爱，可以睡觉、聊天，也可以闹革命。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三剑客”的故事，杨振宁自己也反复讲，他的意思是说，和同学成为对手，争论中学习，所得甚至超过老师所给予的。

中国古人讲“同气相投”，讲“物以类聚”。我希望你们在大学里组建自己的“三剑客”，得到学习和追求的伙伴。培养自己的小环境。

张曼菱拜访西南联大毕业生杨振宁先生

四、“方向”决定人生的成败

书桌上的公式。

有一天我去采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他是西南联大的年青教授，后来是美国数学所所长。晚年归来，回到他的母校南开大学。那天，在他非常狭小的书房里，他就坐在轮椅上，转身就是书桌，而我面对他，几乎是站在门口。其余的人只能是站在门外了。这可以与你们的学生宿舍相比了。

可陈先生说，“不小，够了。”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在这儿思考，推算，他说：“够了。”

这时在桌上有一张纸，我要求看看，陈先生拿给我看，上面是一串公式。当然我看不懂。

他告诉我，这就是他在这一周刚刚推算出来的一道世界数学难题。

陈先生还告诉我，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脑子里正在思考的问题，思考到的那一步，那几行算式写下来，放在书桌上，然后去干别的。每天回来都看一看这张纸。这样，让问题在脑子里滚动，即使你在做别的，甚至在与友人闲聊，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离开你。忽然地，就有了答案。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习惯。每天早上醒来，朦胧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丝我正在写作的文章思路，那怕是一个小段落，一句须要修改的话，我立刻就清醒过来了，穿衣起床的动作也加快了。因为今天对于我是有效的一天，有一个方向在吸引着我。

于是不梳洗不吃早点，我赶快跑到电脑那里，把我的文字调出来，把新的想法写上去。下面，一面洗漱，一面思路打开了。一天活泼的有创造的新鲜的生活开始了。

同学们，我们是知识者，是脑力劳动者，我们的头脑与思考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甚至生命的意义。一定要抓住，抓紧。　　

在我少年时代，曾经进入一种阅读的饥渴状态，一切文字我都想拿来看看。父亲当时给了我几句话，令我受益终生：

“早晨起来，你的脑子正是一片青草地，正在阳光下生长，有希望。可是你打开栅栏，放进去一群野马，让它们在那里乱跑一气，等它们跑了，你的青草地已经被践踏成一片烂泥。每天都这样，你还有何方向？有何思考？有何建树？”

“学上得中，学中得下，学下得下下。”

父亲告诉我的就是学习的选择啊！

太重要了。失去方向，你所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是一种淹没，都是灭顶之灾。

我们要不要关心世界？要。

但我们的方向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

我们要不要关心社会？要。

我们的方向是自己如何定位？我能给这个百病丛生的社会带来什么？我又如何在其中生存而保持自己的志向。

我们要不要关心大学教育？要。

学生的方向是了解当今弊病，而尽可能地超越现在，使自己得到健康发展。

一切都有自己的根，“根”决定立场与利益。你们要抓住自己的根上的东西。不要相信那些“国际人”，只有从根上出发的观念才是真实可靠的。

你们，从迷茫中找到方向，人生的方向和专业的方向，紧紧把握，不受干扰，不放松，创造自我创造成长的小环境，吸取那些身边出现的营养，冲出这种教育的迷宫，拓展自己的前景。

写日记，是培养自我意识的方法。现在不再是那种以日记论罪的时代了，你们有了写日记的权利与自由。这很重要，要培育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怕是写自己的暗恋。那么，你可以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清醒。你可以总结自己的内心经验。你可以观察自己的成长。你就有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意识。

有个诗人对我说：“我是我的驿站”。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她自己就能够停下和休息自己。这非常主动。是一种自助的人生方式。

你们不要被宿舍纠纷，男女恋爱，地域歧视，贫富悬殊等扰乱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校园氛围，宿舍氛围，社团氛围，这些都是我们同学自己可以构建的。

与人抢时间，与事抢时间，与时间抢时间。

当你受到挤压的时候，时间特别可贵。你会抓住，珍惜，往往出效应。当时间一大块地摆在你面前时，你会茫然，失落，被消解，反而不知道如何应用时间。这是很多青年人易犯的毛病。

这里有个同学问我对“留学”的看法。

我在台湾看到，那里各大学校园里，留学的学生不少，尤其清大，就是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现在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一般是交换学生，大家你来我往。在清大，我采访过一个台湾本地的学生，他原来是农村子弟。他说感谢梅贻琦校长，否则我不会有这个前途。他去过欧美各校，也来过大陆的北大清华复旦。有时就是一个学期。他很淡定，能够对各校的不同谈出看法。这才是留学。

更早，有陈寅恪先生的留学。

陈先生家底很厚，他所做的一般人做不到。他是不要文凭的。他是只冲着那个学校的某导师、某选题、甚至某些资料去的。学到了他就走人。那些留学生在一堆，只要陈寅恪来了，谁都不敢高谈阔论。因为他是真正最有学问的人。虽然他没有一张文凭。

而我父亲说过，从前他们班上的阔人子弟出去，回来后我父亲专门去看他，原来只学会了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于是我父亲说：“一头牛，游遍了五大洲，它还是一头牛。”

而现在中国大陆普遍的送孩子出去，往往是耗尽家中资产，进入欧美的一个野鸡学校，一去别无选择。这那叫留学？有点像是“偷渡”嘛。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留学，我劝你们不要去。有本事你们自己在网上找好的学校，报考，申请奖学金。

要上就上一所好大学。去野鸡大学，不如去打工。别坑父母，坑自己了。

张曼菱著《北大回忆》

五、让生命冲破牢笼

来之前师弟张颐武和我通了下电话。他说：“师姐，你已经成为北大的一个传说，你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个性，现在的学生没有了。”

在这本《北大回忆》中，我写了几个自己的小段子。跳楼，寸头，小皮帽，唱歌。

刚才远东提到我们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那一幕。

有位同学希望我讲一下当年北大校园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北大回忆》中我已经写了，就在第三章的最末一节：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请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去看一看。

那天晚上，北大人自己救了自己，可以说是更新了一个时代。我有幸成为现场的指挥者，也是时势所造。

为什么当年北大能够发生那样宏伟的场面，提出那样打响一个时代的口号？为什么我会登场成为指挥？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占有一个精神的优势，就是我们作为北大学子，是当然的先驱，我们必须要创造一点什么，贡献一点什么。

《北大回忆》中有一节叫“小段子”。里面讲的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一些小事情，什么剪寸头啦，戴皮帽啦，从教室的楼上跳下，躺在草地上唱歌，等等。这些事情在当时被我同班同学很看不惯。恰恰我同班的同学与我的个性冲突最大。现在当然大家早就释然了。回忆这些小事，是想提醒人们，对个性的尊重与坚持，是一个人发展的起点。

我坚持了，我认为自己是有一点精神的优势的。我们这一代人学过的语录中，有一条永远也不过时。这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们那代人是讲真理的，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虽然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但这种追求精神是可贵的。跌倒了又爬起来。所以，我们曲折的人生是不虚度的。

而你们缺乏个性，缺乏精神的优势，缺乏这种对真理的向往与追求。

不讲创造社会的格局，即使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有这种优势和精神。你要怀疑，要探索发现，要敢于坚持，执著，要特立独行。没有自由的灵魂就没有真正的创造。我看现在到处标榜的那些创新都不过是作秀。

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请记住，这是文化与科学的准则，也是人生的准则。离开了这个，人生就失去真正的活力与价值。

如果不能冲出中学时代划定的那种精神牢笼，赶快补救，那么你们要在人生中胜算很难，人生无趣，事业也不会丰收。

张曼菱拜访季羡林先生

六、关于“北大精神”

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合一，但一看，就知道那个学生是那个学校的。校风造成的，学生的为人处事风格完全不同。

我在《行思录》一书中说过，外国人可能分不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可是我们中国文化人一看就知道，风格迥异。

北大人的风格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我今天想再加上一句，要“接地气”。

北大人往往无家可归的多。

陈平原兄告诉我，现在流行一句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其实胡适的书也不妨读一下。我由于父亲的提醒，在一进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了。正是当年我读了他的书，遏制了我很多的青春冲动和极端行为，包括对社会的思考。也使我转向一些实务性的工作。我想胡适的思想在渗透我，从长远来看，是在慢慢地转变我，使我实力增强。

思想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能力。信仰是精神、思想的综合提升。

由于胡适这个人物的被摘除，北大精神变得单一，似乎就是鲁迅，就是激进。

其实，胡适不止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也是“五四”运动旗手，是他直接创造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平和、渐进、务实、开放、自由，这些都是胡适精神的特点。

学术尊严，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些也是胡适的观点。当他为了抗日担任民国驻美大使，他立即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官员不能够当大学校长。

有位胡邦定学长，是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他告诉我，当年他为学生闹事去找过胡适，胡适平息了这场“黄白风波”，就是为了吃白糖还是吃黄米的差别。胡邦定毕业时要到《大公报》去工作，请胡适给他写推荐信。胡适明知他是一个左派学生，照样写了很好的推荐信。

在对人的方面，胡适是不偏激的。

今天台湾实现了民主宪政，这与胡适多年来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他以一种渐进的和平的态度在推动民主的进程。这都值得我们大陆借鉴。

我在台湾去过胡适的故居，他有一幅字，新年试笔“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

台湾知识界著名的自由主义旗帜，是西南联大学生殷海光。

西南联大有许多怪人，都是有才有识的人。这位殷海光是最为变化极端的一位，也是修成正果的一位。殷海光在联大是狂热的国家主义分子，后来他参军，在军队里组织“过瘾俱乐部”，天天骂共产党。我在台北采访到一位刘学长就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殷海光大受蒋介石的赏识，成为《中央日报》的主编。可是到台湾后，这些知识分子都进行了一番反思，他就变了。

他这一变，是追求真理而变。他这一变，西南联大的“左”“中”“右”一律都佩服他。因为他最后为社会和民族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也证明了他原来的那些曲折是真挚的，是认识的曲折，是年青人走过的必然之路。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要允许人改变，允许人有个过程，要宽容地对待青年人。相信他们最终会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青年也要不断地反思，善于改变，最终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

李政道说，联大的发现，是人生的一个扭转。不是说，“从前这个人就了解自己的潜力。”

大学是一个让你发现自己的好地方，你可以从同学身上，从老师那里，从书本上，网络上，到处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要珍重那些发现和帮助你发现自己潜力的人，同学与老师。

我能够成为作家，走到现在，有很多人帮助我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潜力，自己能够做什么。

好了，结束吧。到现在为止你们中没有人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提出的都很幼稚，完全是中学生状态。

我没有听到你们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老师，你讲的我不服气，我认为我就是优秀，我就是未来的精英。”

说明你们真的很惶惑。

刚才这位女同学问：“《圣经》教我们要谦卑，你却要我们张扬。”

她算是听懂了一半。

但她的问题令我很沮丧。因为她没有独立思考，她仍然是在选择一个偶像。就像当年我们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作人生格律一样。她仍然是想找一个东西来把自己罩住。

我要问：那么，你想要怎么样？你没有“自己”吗？

但愿我今天讲的能够触动你们的内心。